让.雷诺阿是弗朗索瓦.特吕弗最崇拜的前辈电影人之一，他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两个法国人，一个是农民，一个是银行家，大概他们之间除了天气，也没什么可聊的。一个中国人，一个法国人，都是农民，他们之间可以分享的人生经验也许会很多。
那么，《四百击》会令大多数于1970年代以前度过童年的人，心重重的一颤，不管他的童年是在法国还是中国度过。
位于破旧公寓楼里捉襟见肘的家。忙碌而焦躁的父母，为钱、为孩子、为家务、为任何不如自己心愿的事情争吵。总是要被支使做家里各种杂事、免费跑腿。从杂务里挤些时间，在餐桌一角做作业。上课总是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永远说不好英文的带th这个音节的单词。好好的课文，一定要加上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揭露一些东西，歌颂一些东西，还要背诵。别人在教室干了坏事秋毫无犯，而自己稍微一出格就会受到重罚。作业没完成，就装病或者谎称家里出事了，在电影院或者游戏厅消遥，也算浮生偷得半日闲？冒充父母的笔迹签字。偷父母柜子里的钱。对老师、对父母撒谎，不停地欺骗他们，企图以一个谎言掩盖另外一个谎言。有一天突然下决心重新做人，要努力向上，却不小心闯祸，被老师打击：“如果你都干成大事了，除非全世界的人死光光！”
还好，庸庸碌碌如我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打击和不如意，虽然一直很郁闷，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没绕很远的弯路长大了。找到工作，也找到爱人，结婚生子，在别人看来应该幸福美满吧。周末带着孩子学奥数，学朗诵，学钢琴，练田径，升学考试可以加分，更重要的是，用这些事情把他们的闲暇时间和心思填满，不要去干我们以前干过的荒唐事，假期带他们去旅行，见世面，回来的路上就开始叫他们构思作文。再辛苦，不过是想他们过得比我们幸福，不要有那些童年阴影或者污点。然而，怎么了解他们不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人生，怎么确认他们比我们的童年幸福？
扯远了，回到电影里。电影里的小男孩安托万.多瓦内尔，就没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这么幸运了，如我们一般平淡的人生也成为奢望。承受了我们承受过的那一切之后，在他对老师的不公平，父母的冷漠出离愤怒之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离开了家，住在死党的家里——死党勒内的情况比他好不到哪里去，父亲总是来去匆匆，母亲总是醉眼朦胧。两个孩子只知道玩，不幸住在花都巴黎呀，就需要法郎，多多益善的法郎啊。他们不会偷，那是吉普赛人的事情，他们才13岁，也不能抢。安托万就想起爸爸公司的打字机应该是值钱的，很顺利地去偷来了，可是换成现钱不容易，又担心把事情弄大，两个傻孩子，又去还。就人赃俱获了，就进了少管所了，和那些真正的问题少年关在一起。他也想坚强啊，可是不争气的眼泪老师流出来。他也想好好学习啊，但是课堂是回不去了。他又想念那个逼仄也冷漠的家，但是父亲——其实是养父——说：不管你了。
电影的最后，他挣脱了少管所的铁丝网，跑出来了。世界那么大，海那么宽，他跑得辛苦而执着，但是，安托万可以去哪里？
这是特吕弗的长片处女作，也是他自己亲历的童年。还好，特吕弗超越了安托万的命运，怀着满腹的才情和对电影的热爱，又遇见如兄如父的安德烈.巴赞，在特吕弗人生的好几个关口帮他把着关。
所以我们有了景仰的特吕弗大师，法国有了新浪潮，世界上多了那么多有意思的电影。

二、乌杨镇
1991年夏天，苏一苇从师大外文系毕业分回县教育局。那几年的政策是每一个分配到岗的大学生，都得下一年基层。当时的一个副局长，正好是她父亲从前的同事，所以替她选了相对往来方便的县城上游15公里处长江南岸的乌杨镇中学，说好为期一年，回来后留局里或者回县中。
所以，苏一苇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去九寨沟玩了一趟，在重庆呆了半个月会同学，又在家里休整了几天，就带着简单的行李提前半天上路了。想到一年后铁定回县里，她上路的时候特别轻松，简直就像是去旅游一样。
她记得那天相当热，正值当地人说的“秋老虎”肆虐的几天，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朵云，只有太阳热辣辣烤着。船舱虽然没有封闭，仍然闷热。船上挤满了乘客和他们的随身行李以及背篓、箩筐或者化肥袋子装着的生活用品或者货物，这时苏一苇后悔上船的时候没有积极点抢个窗边的位子坐，现在，她离风口很近，几步之遥，但是，隔着满地的杂物，她过不去。
还好，旁边一个大纸箱的主人看她被挤得可怜，又满头的汗，邀请她坐在纸箱上，并递给她一张报纸让她垫着坐。她谢过那个有一张温厚笑脸的中年农民，坐在了纸箱上，她没有把报纸垫在箱子上，而是拿在手里翻看。她看到报纸上最醒目的新闻都是关于苏联819政变以来的各类消息，其中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新闻，令一向不关心政治的她吓了一跳。除此之外，当天也是陈毅元帅90大寿，无聊的苏一苇在船上默念以前背得烂熟的《梅岭三章》。
《梅岭三章》远远没有回想起，船上喇叭就在喊乌杨镇到了。挤在人流中，还有那些大件行李货品，夹杂着汗臭味和烟草味道，苏一苇简直不想呼吸。
很小的时候，小舅带她来过一次乌杨镇，小舅的当时女友家在这里，苏一苇还记得那一串长长的青石梯，上到尽头，两棵参天的树。那个女友相当漂亮，人也和气，一家人都宠着苏一苇，所以，离开的时候她很不舍，后来小舅有了新女友，很长一段时间苏一苇都不了然。
苏一苇抬眼一看，那两棵树仍然在，树荫下本来站着许多人，船一靠岸，那些人纷纷往船上跑，换了一些从船上下来的人在那里喘口气，或者和接他们的人在树荫下回合。
苏一苇想找个人问镇中学怎么走，就看见那群人里面有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虎虎有生气地站在那里，她看见他的一瞬间，他探询的目光也正好放过来。
苏一苇迎上去：“请问镇中学怎么去？”
他的表情告诉苏一苇，他等的就是她：“你就是新来的苏老师？”
第一次听见一个成年人叫自己苏老师，苏一苇很不习惯，但是仍然点了点头：“嗯，叫我小苏吧。你是……”
“肖文林，镇中学的，算是来接你的吧。你等等，还有一位。”肖文林向码头下面挥了挥手，就往下面跑。
他跑到一个拿着许多行李还背了一把吉他的姑娘身边停下来，接过她的所有行李，说笑着走上来，又用眼睛示意苏一苇等一等。
那个斯文端庄，纯良可亲的短发姑娘就是杜鹃，苏一苇一看就觉得她是那种从小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他们往学校方向去，肖文林拿着她们两个人的行李走在前面，苏一苇和杜鹃跟在后面，不知道说什么，也就没有说话。他们三个人就这样在烈日下的午后，安静地穿越了整个乌杨镇，除了和他们一起下船的几个人，苏一苇没有看到任何居民，尽管沿街所有的屋子都洞开。这种情形，苏一苇觉得魔幻，即便多年之后，回想她的这一次抵达，那种跟着陌生人，来到陌生地，展开一段未可知的人生的莫测的感觉，仍然强烈。
乌杨镇中学在镇的最西端，比苏一苇想象里的一所镇级中学要好很多。肖文林给她指点：坐南朝北的四层红砖建筑是主教学楼，从教室可以看到长江浩淼烟水，北岸的湖光山色以及一个江心的塘土坝。苏一苇看到主教学楼墙上还残留着文革时的口号，但是整个建筑并不显得破败，操场周围的几棵年代久远的树让她感觉到一股清凉之气。肖文林指着东面的二层楼房是学生宿舍，西面两排平房是教工宿舍，周围还种着时令蔬菜。校门东头围墙附近的平房，是学校食堂，学生和教工混用的。
但是肖文林让她往东面学生宿舍走，因为单身教工宿舍是那栋房子背后的一栋平房。他还说那是违章建筑，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学生太多了，增建了5间教室，后来又给住房困难的老师住了三间，这两年，陆续分来了新老师，就把余下的两间，分别隔成了两间，住了些单身老师。每一学期开学，都有新人来，有旧人走，人数徘徊在5人到10人之间。肖文林说可以先把行李放在杜鹃屋里，再去总务处落实看住哪一间。
一直没说话的杜鹃就说：“哪里需要落实，就住我那间，上学年来锻炼的张老师不是回县里了吗？”
肖文林和苏一苇同时说好，就把行李安顿在那半间教室里了。半间教室放了四张床，两张课桌，如果只住两个人的话，相当宽松，苏一苇就在想着还可以放得下一个双门衣柜，这样自己和杜鹃的衣服都可以解决。苏一苇刚刚闻到得屋子里有股闷闷的味道，肖文林就已经把窗户打开了。苏一苇看出去，是一片荒草地，有一棵很大的黄桷树，树荫下有几只懒洋洋的鸡，有一搭没一搭地在草地上觅食，间或又叫几声。
肖文林又把吊扇打开，然后拿了暖水瓶往外走，说：“你们歇会吧，我去看看有没有开水。”
苏一苇看着肖文林的背影由衷地说：“肖老师真好。”
杜鹃笑笑，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若有所思。然后她们开始收拾各自带来的衣服和杂物，苏一苇了解到杜鹃是去年重师毕业分来的，教数学。肖文林是更早一年从师范学校分来的，教物理，全校的物理现在是他一个人教，还有一个退休的老师有时候回来顶几节课。她们就在议论着这几届毕业的流年不利，都分得很不好，即便到了好一点的单位，第一年也必须到基层，脱几层皮再说。她们议论自己命运不济的时候，不会想到10年后的大学生会面临怎样的就业困境。
肖文林开水打回来，苏一苇为了烫床上那张旧凉席，一口气就用掉三瓶中的两瓶，指着剩下的一瓶问杜鹃：“这一瓶你用够不够，不够的话，我一会儿去打。”
杜鹃和肖文林都笑了，杜鹃说：“像这样的天气，我都洗冷水澡，这瓶水留着我们俩喝是足够了。有空我带你去看看打水有多远，再了解一下锅炉有多袖珍，你就不会舍得这样烫席子了。”
苏一苇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拿出包里带的奶糖请他们吃。杜鹃拿了两个在手上，肖文林说牙不好，拿了墙边的吉他，对杜鹃道了谢走了。
杜鹃问苏一苇愿不愿意到校园里转转，苏一苇想想太热了，就说如果有可能，想洗个澡，冷水都行。杜鹃就带她去走道尽头的厕所兼洗澡间，男女混用的，正好门关着，杜鹃就告诉她早上一排衣衫不整的男女，怎样在这里拿着报纸排队上厕所，晚上，每个人用粉笔在门上写自己洗澡的时段，算是排队。苏一苇觉得也很有趣，又庆幸自己都习惯临睡前出恭，不用早上起来和大家凑热闹。
说话间，门打开，出来一个拿着报纸的年轻人，对杜鹃笑笑，又看一样苏一苇，走几步，又回看一眼。杜鹃想叫苏一苇进去看看，苏一苇说：“等等吧，我不喜欢闻到新鲜大便的味道。”
杜鹃说：“那就不进去吧。可是你老是这么介意新鲜大便的味道，在这个地方就不怎么好混哦。或者我带你去肖文林那里看看吧，看王混混来了没有。”
原来肖文林的寝室就在她们隔壁一间，原本是一间教室，只加了薄薄的板壁，肖文林他们从教室前门进，杜鹃这边从后门进。门开着，却没有人，也是四张床两张课桌的格局，吉他靠在黑板下面，吉他旁边是一个旧得看不出本色的画夹，一张桌子上堆着一叠素描，还有几本散乱的书，杜鹃看苏一苇打量那些东西，就说：“王混混叫王海涛，和我一年分来的美术老师，挺逗的一个人，可能还没来吧。我们几个特别谈得来。”
坐了一会儿，肖文林也没回来，也没看到王海涛，她们就回寝室了。
苏一苇躺在床上想：已经认识的这两个同事都不错，肖文林热情周到，杜鹃沉静友善。不知道明天报到还会遇见些什么人。

等不到明天，她就遇见王海涛了。她在寝室打个盹儿，起床，杜鹃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她看外面起风了，太阳也被不知道哪里吹来的云挡住，她想着去镇上看看自己要生活和战斗一年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顺便买点肥皂、洗衣粉、脸盆、牙膏一类的东西，又找找看有没有看得过去的饭馆，她还关心邮电所在哪里。
信步走出学校，往左拐是顺着河流方向有些弯曲的街，他们三个人来的那条路，右边一座小房子，写着小卖部，还写着可以用饭票，却没有开门，小卖部门口，水泥路嘎然而止，变成不知道通向哪里的机耕道。
风从江上吹来，还是热乎乎的。街上开始有人，临街的人家有炒菜的味道飘出来，也有孩子在街上跑，谁会是自己的学生？他们学英语，口音会很重吧。
看见一个路口，一棵巨大的黄桷树下，有一家小商店，完全掩映在树荫里，她没有停留，想回来的时候买东西。看到诊所了，看到邮电所了，还看见“阎家饭馆”，挂着木匾，字写得像模像样的，有点瘦金体的意思，门口两个半大孩子在逗一只猫。
她对那几个很有功力的字心生好感，想去侦察一下，一会约两个新同事一起吃个便饭，算是拜码头吧。走到门口，却差点撞上从里面出来的一个人，瘦瘦的，很高，皮肤黑，眼睛很亮，穿一件很大的老头衫，短裤，拖鞋，和这个小镇反差最大的是一头过肩的长发。
她在想，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王混混呢，对方就笑笑：“新来的苏老师？”
她反问：“王混混？”
两个人都笑了。苏一苇一低头，看到对方拖鞋里露出来的左脚几个指头在奇怪地动，她又抬头，眼光越过王海涛的右耳，看见青天白日的，已经有一弯新月了。她又想：看来晚饭得多出点血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王海涛说：“侦察敌情来了？”
苏一苇说：“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这家不错？我是看这个牌匾挺好的。”
王海涛大笑：“真的，你就冲牌匾来的？那是我写的呀！”
“你写的？”苏一苇半信半疑。
“呵呵，去年年关的时候，我在这里挂的帐没钱来结啊，我就跟老板说，画一幅画吧。人家不答应。我就说要钱的话，得等寒假过了开学我才有钱。阎老板拿着我签字的帐单仔细看了下，说我字写得好，叫我写饭店的名字做成匾，就把饭钱一笔勾销。这还不简单吗，我就写了做成匾，阎老板满意，还让我多签了两次单的。”
老板在一旁憨憨地笑，王海涛一拍他的肩膀：“你看，这不效果出来了吗？人家这么漂亮的姑娘冲着这字就准备来消费了。”
他又对着苏一苇说：“是不是嘛，粉子？”
苏一苇觉得这个人也太自来熟了，就不和他搭话，问老板：“晚上我们几个人过来吃个便饭，你留两个好菜。”
老板仍然憨憨地笑，眼睛却看着王海涛：“你不是说你要欢迎你们新同事吗？”
王海涛看了眼苏一苇，说：“欢迎新同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主题，我们主要是庆贺盟军解放巴黎47周年。”
虽然王海涛直接认出了苏一苇，主动安排了接风宴，还直接叫她“粉子”，这一切都让苏一苇觉得亲近，可是她还是很不适应这个人的跳跃性思维，特别是最后跳出来一个庆贺盟军解放巴黎纪念日。
苏一苇也不敢百分之百确认欢迎的新同事就是自己，所以，她想还是自己再转一转吧。就说：“那你们忙，我再走一走，进一步深入侦察敌情。”
王海涛说：“就是这一条主干道啊，没什么好侦察的。从东向西是三百米，从西向东也是三百米。码头有两棵树，一棵是黄桷树，另外一棵也是黄桷树。你有的是时间，多呆几天啊，会走得你心慌的。回去吧，一会儿就过来吃饭，留了下午打的长江鱼，我在这里给你们做，半小时后叫上他们俩一起过来。”
从请客变成被请的客人，是这个闷热下午的小惊喜，惊喜之下，苏一苇觉得这个还会亲自做鱼给大家吃的王混混还是个好同志。她一看邮电所还开着门，就说：“那好吧，我买点邮票信封就去叫他们出来。”

到了县人民医院门口，王海涛要把车倒进停车处一个相当狭窄的车位，叫苏一苇先下车。

苏一苇下车后在大门口等王海涛，看着进进出出的人流，她想到小学期间，有一阵自己经常头痛脑热，常常是在别人上课的时候，一个人到这里来找妈妈。妈妈那时候是医院的内科主任，总是对自己的到来十分冷漠，不是责备苏一苇贪凉活该，就是怪她没有坚持到下课，又耽搁学习。倒是科室里的其他叔叔阿姨，都会很热情地张罗给她开方子，取药或者打针。有一天，她还在自己现在站的这个地方遇见过一周没有来给同学们上课的数学老师，头上包块白帕子，由她爱人搀扶着，年幼的苏一苇进退两难，不知道该不该上去打招呼。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她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王海涛就走到她面前，她马上想起两个人驱车这么久，是来干什么的了。

苏一苇轻车熟路地领着王海涛到住院部，乘电梯上6楼肿瘤科，问肖文林的名字，人家说19床，他们就往走廊深处去。从医院大门口开始，到病房门口，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准备推门进去的时候，王海涛把苏一苇推到自己身后，在她肩膀上轻轻按了一下表示安抚和鼓励，才推开门。

一路上，他们任凭自己的想象力驰骋，都不会想到他们要见到的肖文林是眼前这个样子。

他平躺在病床上，一双乌青的大脚伸到白色床单外，被床单覆盖着的长长身驱，若有若无地轻轻起伏着，一大堆药水悬挂在他的右侧床头上方，摇摇欲坠，似乎随时可能掉下来砸在他肩膀上。脸上带着氧气面罩，还有一根不知道什么管子插进鼻子里，苏一苇还看到有导尿管和尿袋挂在病床的中部。

那几步路让苏一苇举步维艰，她觉得要牵着王海涛的手，借一股他的力气才可以走到肖文林的床头。

肖文林其实是醒着的，只是想挪动一下身体都很困难。他试图用没有输水的左手向苏一苇和王海涛示意一下，却失败了，只好轻轻在床边拍拍。苏一苇找个凳子坐下，紧紧握着肖文林的左手。

苏一苇看肖文林的手，和双脚一样黄中带绿的颜色，青筋爆得老高，那些青筋上全是针眼，苏一苇把那只手贴上自己的脸，任眼泪在那些青筋的间隙中间淌成了一条小溪。

王海涛站在床头，揪心地看着肖文林。肖文林抽出自己的手，指着呼唤铃叫王海涛按，护士旋即赶来。肖文林示意取下氧气面罩，要王海涛扶他坐起来。

苏一苇拿过旁边空床上的一个枕头，垫在肖文林背后，又把被子往上拉了一下，坐回刚才那个位子，看着肖文林。

脸是黄的，眼白是黄的，嘴唇发暗发乌，干裂得不成样子。从前方正饱满的脸，只剩下一个脸框，颧骨高高隆起，平时透着英气的浓黑眉毛，乱糟糟的，现在在整个脸上显得太突兀了。

肖文林讲话有点费劲，但是很清楚：“杜鹃还是和你们说了？我其实不想你们看到我这个样子。”

王海涛有些动情，又想尽量不使气氛紧张和失控，说：“你小子，什么都喜欢自己死扛。你睡在这里，就没想念过我们？就真的不想苇苇给你说说笑话？”

苏一苇说不出话来，只是看着肖文林。

“杜鹃呢？”

“上课，后天高考嘛，最后的冲刺。明天就该没事了。”肖文林用吸管喝了一口王海涛递过来的水说，“时间过得好快啊，这是杜鹃带的第五届毕业班，再这样带五届，就该退休了。”

“唉，我陪不到她到那个时候了。”他又喝口水，叹口气。。

苏一苇又被这句话催出一脸的眼泪，她很想宽慰老肖几句，但是，她又觉得任何话都显得虚假无力。

王海涛勉为其难地劝慰：“老肖，不至于的。我们不是要一起开车去西藏吗？”

肖文林懒得和他争辩，闭上了眼睛。

肖文林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岔开话题：“苇苇，一年多没见了吧？你是不失恋就不回来看我们的，最近情路一帆风顺？”

苏一苇看肖文林如此强颜欢笑，也不能不配合：“嗯，这次也许就修成正果了吧。”

2月18日

又喝了两口水，肖文林要王海涛扶他躺下去，再加上氧气面罩。他就没说什么话了，只是看着他们，带着笑意，两眼放着光。

王海涛说最迟明天一早就要赶回重庆，还是去家里见见杜鹃。肖文林很费劲地说要晚上11点以后，海涛就说先陪苏一苇回一趟家，吃过饭，再去。

王海涛和肖文林说话间，苏一苇眼睛都不眨地看着肖文林，那种要把肖文林吞进眼眶的凝视。因为她知道，这就是他们在人世共处的最后几分钟了。下一次，就是遗容，就是哀乐，就是葬礼了。还有以后的清明节，有生之年的那一天，她都会去肖文林的墓地呆上一阵的。

离开的时候，苏一苇也没有和肖文林说话，只是用双手握着他的左手，看着他，他也看着她，她又理了一下他蓬乱的头发，他们用眼光诀别。

出了病房，苏一苇觉得双腿发软，需要扶着王海涛的胳膊才能挪步。电梯里，她甚至忘记自己的洁癖，整个后背靠着电梯冰冷的壁。王海涛在医院门口遇见一个穿白大褂的高中同学，聊了几句，那个人也认识苏一苇，也冲她笑，苏一苇觉得回他一个微笑简直竭尽了全力。

上了车，苏一苇说不想回家，干脆开车到在学校附近给杜鹃打电话，她再忙也得吃饭吧。学校就是县中学，他们共同的母校，也是肖文林和杜鹃这些年执教的地方。

窗外涌动的人潮人海中，不时有熟悉的面孔掠过。邻居，同学，同事，父辈的朋友以及由这些关系衍生交错而生出的间接熟人。一个人在一个生活了20年的小县城应该有的人脉，就是这样吧，好像看谁都似曾相识，聊起来，最多通过一个人，彼此就能搭上干系。

到了县中门口，他们给杜鹃打电话，关机。他们打开车窗，抽了两棵烟，再想打电话的时候，正好看见杜鹃匆匆往大门口走来。

杜鹃近年长胖了，所以步子有些蹒跚，她走得快，紧赶慢赶中，就有些摇晃。如果心情好，苏一苇是会跑上去调侃一番的，会劝她减肥或者锻炼，不要这样一副破罐子破摔的黄脸婆样子，还不到40，还可以妖几年的。

可是，她现在只有心痛，她痛岁月把她十几年前认识的那个绮年玉貌的杜鹃摧残成了这样。王海涛摁喇叭，杜鹃没有反应，继续赶自己的路。

苏一苇只好下去拦住她，她们眼睛一对视，就像几辈子没有见面那样，流泪眼对流泪眼，抱在一起，然后相扶着上了后座。

杜鹃说：你们下来也不说一声，正好我有两个小时的空档去医院，一起吧，免得你们看到他的样子害怕。

王海涛说：这是来看你的，我们看过文林了。一起去那边吃饭吧。

杜鹃表示这好不容易挤出来的时间，她一定要去看文林，她中午就订好饭的，就在医院一边吃一边陪文林。

说着说着，就又流出了眼泪：“陪一分钟是一分钟。明天忙完就好了，我就可以住在医院里，早晚守着他。也不知道还可以挺多久，这个星期他都开始昏迷了两次了，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部，所以我想不告诉你们也不行了。文林的本意是不要告诉你们，怕你们忙，怕你们难过。”

苏一苇欲言又止，王海涛说：“既然这样，就长话短说吧。我也是昨天苇苇打电话才从上海赶回来的，今天苇苇去机场接了我直接过来的。这是我们的心意，你得收着，不是给你的，是给文林的。卡上有5万块钱，密码在信封里。来的路上给我望水的小姑姑打了电话，叫她收拾一下就赶过来照顾文林，都该到了。”

杜鹃看着王海涛硬塞到手里的信封，说，“这怎么可以？”就哭出来了。

王海涛说：“你不要把我们当外人，这么多年在外面，我都没照顾到文林和你。你看，现在他这个样子，连你都帮不上忙，就别说我们了。以后，肖潇和你有什么事情，就归我罩了，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

王海涛一说起女儿肖潇，杜鹃又一阵揪心。从知道肖文林的病到现在，她除了今天见到王海涛和苏一苇流了眼泪，只悄悄躲在家里哭过一次。平时，她都扛着。她要陪着肖文林做各种五花八门的检查和治疗，给他慰藉和温暖。她要安慰肖文林老家风烛残年的父母，试探着编造一些病情让他们不至于太担心，但是，又不得不在认为合适的时候，让他们儿子的病情逐步加重，以免他们无法面对最后的结局。肖文林大哥大嫂在外打工，念高三的儿子托付给她的，直到这个月，她实在忙不过来了，才把侄子安顿在一个要好的老师家。今年小学毕业的肖潇，她就完全顾不上了，扔在自己父母家里。而她的本职工作，是高三两个班的数学老师。

很久以来，杜鹃身心俱疲到麻木，甚至没有心思和时间，找个角落痛哭一场。此刻，在王海涛放着温斯顿钢琴曲的车厢里，苏一苇握着她的手，她只想放下一切烦恼和劳顿，痛哭一场。

两个女人哭着，王海涛就把车开到了医院门口。

他递给杜鹃面巾纸的时候说：“我这两天还得回上海，况且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看文林那样还堵心。苇苇正好没什么事情，要不她留在这里陪你这段时间，别说医院里她熟，整个忠县她也属于‘包搞定’，多少可以为你分担一些。”

杜鹃坚辞了他们的好意：“反正生活安排都程式化了，而且明天一放学我就没事了，后天高考那边的工作没安排我的。苇苇在这里，我心不安，而且，……我会很容易想起我们从前的那些好日子，对比太强烈了。你们一起回去吧。真有要帮忙的时候，我也不跟你们客气。”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王海涛和苏一苇也就没有坚持了。和杜鹃告别时，正好小姑姑提着一个大包走到医院门口，王海涛交代好了，就和苏一苇离开了医院。

“回家还是去广场那边？”王海涛问。

“我想去乌阳镇。”苏一苇幽幽地说。

“我也是。”王海涛踩了一脚油门，车子驶向城外。

七十年代末，我从乡下返回城里。在乡下的十年真是快，快得像压缩饼乾，可是站在北京，痴楞楞竟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又喜欢看警察，十年没见过这种人了，好新鲜。尚记得十年前迁户口上山下乡，三龙路派出所的户籍警左右看看，说：“想好喽，迁出去可就迁不回来啦！”我亦看看左右。八零年，开始厌警察，朋友指导我说这才有个北京人的样子嘛。路何漫漫，接着虚心接受城里人的再教育罢。另一种回到城里的感觉是慌慌张张看电影。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甚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地想，原来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
慌慌张张的结果是看了不少愚蠢的中外电影，心理学的逻辑认为“被诱惑”不成立。想想自己，有道理，应该不会“被电影愚蠢”，而是我愚蠢。但聪明人之多，使八十年代初五年大陆文艺热闹非凡。与其说政治集权，不如说文艺人将政治通于“商业广告”，凡触政治大小忌，必沸沸扬扬。也难怪，几十年下来，文艺人都兼精政治，只是闪避和手眼通天的区别。京中会议讲演繁多，小道消息惊心动魄，无数天才乃至各种主义直至特异功能，轮番淘汰。没有快刀斩乱麻的本事，只好一个晚上都是梦。
一九八六年春，由拍了《黄土地》而声名大噪的凯歌介招荣念曾给我认识。这荣念曾甚是谦谦，骨子里却侠，我因下面一件事总要感谢他。
一天荣念曾邀我去他那里，说录了几个东西，值得看看。荣念曾住北京西郊友谊宾馆，是个有警察把守的地界，我骑自行车去，自然被叱下来，在小屋里盘问许久。
找到了荣念曾，五十年代曾经是苏联人住的单元里有一架日本电视机，还有一部SONY录像机。荣念曾把一盒录像带放进录像机里，一会儿，影像开始出现了。初时我倒不在意，因为北京流傅各种录像带，又常会碰到十几人屏声静气地看妖精打架，带子翻录的次数过多，成年男女妖精真成绿的了。
厂标之后是创作人员，导演侯孝贤等等，都规规矩矩。我还记得第一个画面是门柱上钉块小木牌，楷书“高雄县政府宿舍”，开始有画外音，好像是个男人揉着眼睛自言自语。我很喜欢这种似乎是无意间听到的感觉，有如在乡下歇晌，懵懵然听到甚么人漫声漫气，听也可，非听亦可，不必正襟。
画面也像是无意间瞥到的，我于是危坐，好象等到了甚么。阿哈赢得玻璃弹子，将它们自以为稳妥地藏在树下，回去被母亲问是不是拿了家里的钱，犟嘴，被母亲打，直接转回树下，玻璃弹子统没有了，母亲用蒲扇打阿哈的小腿，阿哈跳来跳去，远处祖母坐人力车回来了，于是一家人走过去。摄影机并没有殷勤地推拉摇化。
我心里惨叫一声：这导演是在创造“素读”嘛！苦也，我说在北京这几年怎么总是于心戚戚，大师原来在台湾。于是问道侯孝贤何许人，荣念曾答了，我却没有记清，因为耳逐目随，须臾不能离开萤幕。
从来没有看到过拍得这么好的少年人打架。人奔过来，街边的老头依然扳着腿吃食，人又奔过去，转过街角，消失，复出现，少年人的精力，就是这样借口良多，毫不吝啬。挥霍之中，又烦愁种种，弹指间就嘴上长毛。第一次遗精，用手沾来闻，慌慌的。父亲死了，守夜时听鬼故事。母亲死去，哭得令哥哥奇怪地瞄一眼。人就是这么奇怪地长大了，渐悟世理。而明白之后，能再素面少年时的莫明其妙，非有特殊的品性。
在此之前，我看过特吕佛(F.Truffaut)的《四百下》(LesQuatreCentsCoups)，好像只是用铅笔在纸上擦来擦去，一个电影就拍完了。当时也是打听这特吕佛何许人，说是法国人，于是铭记在心。后来在香港得陆离送的一薄本楚浮专集，才知道楚浮即是大陆译成特吕佛的，《四百击》译为《四百下》，但我喜欢楚浮这译名。
看完《童年往事》我大概有些颠颠倒倒，荣念曾在一旁请人一顿好饭似地微笑着。看另外一盒现代舞蹈时，凯歌来了。凯歌拍完《黄土地》后，正在筹拍《孩子王》，我怕干扰他，言明绝不参舆，但还是忍不住用《童年往事》暗示了一番。凯歌到底强悍，不受影响，拍成自己样式的电影，顺便用镜头将《棋王》、《树王》也轻轻扫荡了，自有幽默在，令我思省当初用暗示干涉创作自由的溢好心。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在香港留了一个月。一日方育平来，说侯孝贤这两天在香港客串舒琪的《老娘够骚》，愿意的话，去看看。当然愿意，并促快走，方育平说，要到晚上啦。
方育平开车，走了很久。香港地方小，走那么久，无疑是我错觉所致。那时海峡两岸还在神经过敏抽筋时期，所以方让我候在路旁，他唤侯孝贤出来。当夜无月，又不在城里，黑暗中点了支烟，老老实实地吸，一会儿，方育平引侯孝贤、柯一正来，握手，与侯孝贤的第一面竟是看不清面目。互相问候，我当下即辨出《童年往事》要的画外音就是孝贤的声音。
到得亮处，孝贤是小个子，直细的头发扇在头上，眼睛亮，有血丝，精力透支又随时有精力。孝贤很温和，但我晓得民间镇得住场面的常常是小个子，好像四川的出了人命，魁伟且相貌堂堂者分开众人，出来的袍哥却个子小，三言两语就把事情摆平了。
孝贤提到他想拍《孩子王》，令我一惊，其实大喜，继之无奈，告诉孝贤凯歌已经着手了。
在香港只得惊鸿一瞥。后来孝贤托人带到北京一盒牛肉乾，儿子立刻拿了几大块到街上与邻居小孩分吃，不一会儿即进来再要，说，隔壁小军他们喜欢吃，我说，告诉他们，你爸爸也喜欢吃。
第二次见面是当年九月在纽约，林肯中心放孝贤的《童年往事》，胶片的，也就是真迹，于是赶去看。在门口会到孝贤，焦雄屏用我的相机拍张照片，洗出来是模糊的，类似夏阳笔下照像写实主义的闪过的人影。后来去张北海家聚，拍的几张，亦是模糊的。我寻思这侯孝贤果然厉害，有他在镜头里，大家就都不清不楚的。
这之后的收获是谭敏送的孝贤的《恋恋风尘》与《风柜来的人》的翻录带。住在丹青家，两个人点了烟细细地看这两部题目无甚出奇的片子，随看随喜。完毕之后，丹青煎了咖啡，边啜边聊，谈谈，又去放了带子再看，仍是随看随喜。之后数日话题就是孝贤的电影，虽然也去苏荷逛逛画廊，中城看看博物馆，买买唱片寻寻旧书，纽约亦只像居处的一张席子，与话题无关。
《恋恋风尘》与《风柜来的人》，都有一个难写处，即少年人的“情”。民国之后，动辄讲“大时代”，到底也有过几回大境遇。不料这“大”到了艺术中，常常只僵在一个“大”上，甚或耻于“不大”，结果尾大不得调之。四九年以后的大陆，时时要大，不大，不但是道德问题，而且简直反革命，例如向党生之日的某某周年献礼，你敢小么？
不妨随手摘录些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大跃 进，大扫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团结，大锅饭，大大低估了；大丰收（该词难解在“丰”收难道会是“小”的吗？），大检查，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多数是好的；大兵团作战，大大推动了，三大法宝；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大家庭，大是大非；大公无私，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比较下来，大头针，大写字母，大肠杆菌，实在无颜称“大”。
八五年在上海与朋友闲扯，其中一个女作家忽然恐惑起来，说，北方人有黄河可写，我们上海人怎么办？我只好苦笑，安慰说上海不是在长江的入海口嘛。还记得一个颇有名气的画家朋友翻看洋文画册，终于不解地合上画，叹道，都说是大画家，怎么老画些小苹果儿？我倒喜欢他大话说得老老实实。
终于弄得头大，青光眼，常用胸呼吸，小腹退化。几次看别人拍电影，都是打板后，没人叮瞩，演员们却个个微微把肩吸高了。后来学得一个“没有表演的表演”，又卖力去表演“没有表演”，浓妆淡抹总不相宜。但这些常常被自用一个“风格”来圆场，观众当然明白那骨子里是”不明就里”四个常用字。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一路好好的，结尾忽然说起大话来，处在当时，可能有彩头，时过境迁，只觉得像细细吃面忽然打嗝。
转回来说这个“情”，焉能不大？即使大，亦是大有大的用法。看《甘地传》暗杀一场，上百万人的场面，几闪而过，类似大鼓只敲了三两下，毫不痛惜投资。苏轼写《赤壁怀古》似倾盆大雨，中间却撑出一柄伞，说，“小乔初嫁了”。中国文章中的大，总是与史与兴亡有关，诗亦是这样，可中国没有史诗，只称诗史，甚么道理？说“诗言志”，翻看下来，诗还是言情的多。写“情”这个东西，诗词中讲究起于“象”。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壮志难酬，写来却实在得有灯有剑。大归大，仰之弥高且虚，脖子酸了，起码要腹诽的。
但少年人的“情”之难写，还不在此，而是挥霍却不知是挥霍，爱惜而无经验爱惜。好像河边自家的果子，以为随时可取，可怜果子竟落水漂走。又如家中坐久了的木凳，却忽然遍寻不着。老年了才恭恭敬敬地晒太阳，其实那东西与少年时有何不同？而最要命的是那种劝也白搭的伤感；或者相反，阳刚得像广东人说的“死鸡撑锅盖”。
《风柜来的人》片名中性，《恋恋风尘》我初见时略有担心，一路下来，却收拾得好，结尾阿远穿了阿云以前做的短袖衫退伍归家，看母亲缩脚举手卧睡，出去与祖父扯谈稼穑，少年历得凤尘，倒像一树的青果子，夜来风雨，正耽心着，晓来望去却忽然有些熟了，于是感激。
《风柜来的人》以少年挥霍为始（挥霍永远有现代感），忽然就有尴尬的沉静，因为尴尬，所以还时时会暴躁，这暴躁并非不纯，原来质感就是道样的。
《童年往事》倒是有了不同成长时期的过程，但并非以童年为因，少年青年为果，而是一个状态联一个状熊。中国诗的铺成恰恰是这样的，我想中国章回小说的连缀构成，可能有中国诗的“基因”影响。中国诗有一个特点是意不在行为，起码是不求行为的完整，这恐怕是中国诗不产生史诗的重要原因罢。孝贤的导演剪接意识是每段有行为的整体质感，各段间的逻辑却是中国诗句的并列法，就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四句，它们之间有甚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没有，却“没有”出个整体来。孝贤的电影语法是中国诗，此所以孝贤的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认真讲，他又是第一人，且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中国导演这样拍电影。贝托鲁奇《末代皇帝》，再怎么用中国人，由语法即是西方电影。我也因此似乎明白了八十年代初大陆兴过一阵无情节电影而终隔一层的道理。
说孝贤的电影语法是中国诗，很多人都已经看出，但执这种语法类型就是好，需再申说，因为类型还只是分别。中国早期电影的语法显然有美国好莱坞电影的语法，亦有声有色。另有几部的拍法则据说先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其实是西方诗和东方诗的混合，本来已经有了一种成为经典的可能出来，例如费穆的《小城之春》，张爱玲的《太太万岁》，石挥的《我这一辈子》，但都因似乎与夺取天下的大时代无关而被批判遗弃。之后是大陆全盘苏化。我小时恨上课，游逛时劈面望见苏联影片《爱莲娜，回家去！》三层楼高的广告，吓了一跳，以为要发起整顿逃学的运动。看了《库图佐夫》的剧照后，不服气水浒一百单八将竟没有一条好汉是独眼龙。五十年代中有过一阵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小影响，结果是由留苏的成荫拍《上海姑娘》，名为展示留苏回来的成果。中苏政治反目后，电影亦反目，结果是不动声色地好莱坞语法成为御用语法，一直到江青用好莱坞传统细细监修完毕八个样板戏。好莱坞就好莱坞，只要百姓有娱乐，苦累得忒狠，九十分钟的梦不无小补，电影刚在法国发明出来时也是一种杂耍。谢晋亦是继承好莱坞，把玩得炉火纯青，朝野称善。这一脉香火，庙正多，只有认认真真续下去的问题。
用各种语法去拍，都有可能是好电影，问题是除了苦学勤问都可得到的“智”，谁有“慧”？大概是命，石头里蹦出个猢狲，台湾出了个侯孝贤。尽可以用各种流派去比量孝贤的电影，尽可以用孝贤去串联小津、费里尼甚至安东尼奥尼等，孝贤的电影都是自成智慧的。大师之间，只有尊敬，真理的对面，还是真理，无小人戚戚。这恐怕是我敬孝贤的基本道理罢。至于申说孝贤的电影与中国诗的关系，讲得精采的还是朱天文在《悲情城市》一书里的“十三”问，我当知趣就此煞住。
我真糊堡，竟然没有想到孝贤是不是应该拍大题材电影。直到孝贤带《悲情城市》到洛杉矶首映（究竟是甚么“映”，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姑且“首映”），我才发现赫然有了一棵大树。
八 九年冬，说洛杉矶有冬，无异“为赋新词强说愁”，孝贤由纽约沿路过来，一行还有朱天文，吴念真，舒琪。吴念真半路走了，我心仪甚久，却无缘识面。
放电影的前一晚，卢非易一车将他们载来，我却正在洗手间，听得外面车门关得砰砰响，心里着急。出来相见，孝贤还是那个孝贤，一棵大树瞒得严严实实。朱天文却令我一惊，小个子，话不多，渺目烟视。孝贤的几部好片都有朱天文编剧，其才已是侯孝贤电影的构成之一。天文离洛杉矶时送我她的书，当夜即读，甚是敬佩，此处不表。
第二天去西好莱坞看《悲情城市》，映前不免是礼服晃动，酒食随取的老套，顿生无聊之心，想，孝贤的电影在此地演，若错，自在误上。
果然，映后的现场座谈，只有散落的十数人，听问者的英语，都带口音，心下释然，笑道礼服们散去得有道理，片中那样庞杂的血缘关系，简直是考美国人心算。意大利人对家族关系的理解真是一流的，《悲情城市》得威尼斯大奖有道理。
《悲情城市》令我想到贝托鲁奇的《1900》。《1919》有历史的美和因无奈于历史而流露的嘲弄之美，其结构是“历史”中的“历”，“史”反而是对“历”的观念，贝托鲁奇以二者完成其审美的质量，但许多人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所以《1900》的好处在钟情于角色的生长质感而惑于观念对生长环境的价值判断，无论角色的还是导演的。孝贤的《悲情城市》其实不当拿来类比。《悲情城市》被喧闹于历史，我认为那是正常的商业手段。《悲情城市》是伐大树倒，令你看断面，却又不是让你数年轮以明其大，只是使你触摸这断面的质感，以悟其根系绵延，风霜雨雪，皆有影响，不免伤残，又皆渡得过，滋生新鲜。《童年往事》其实已是大片规模，但人都作小片看，一个人从小长到知情知爱，其艰难不亚于社会的几次革命，之间随时有生灭，皆偶然与不可知。片尾兄弟几个呆看人收拾死去的祖母，青春竟可以是“法相庄严”，生死相照，却不涉民族人性的聒噪，真是好得历历在目在心。埃托莱·斯柯拉(EttoreScola)的电影《家族》(LaFamiglia)纵八十年，横五代凡数十人，看完却惊异完全没有外景如有外景及戏剧功力之举重若轻、举轻若重。我常以为法国人意大利人天生会用电影说话，孝贤则使我同样看他的电影。
《悲情城市》有一点极难拿捏，就是有关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易描实，因为这种人常示人以思想，转述他们的思想，搞不好就让人误以为是创作者的思想。孝贤以前的作品里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的知识分子甚至有关他们的命运，这一次陷阱得以渡过，是孝贤拍“天意”，以“自然法则”出入，是以知识分子展现为现象，“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由此反观回去，孝贤的电影美学其实一向如此，照说本不该对孝贤有“大题材”“小题材”的要求。这种要求，如果不是投资者的广告手段，就是某某分子自作多情的偏狭。中国大陆电影受“大题材”之误，其实已到了甘心情愿的地步，又常常是哲学之狼披上庶民的外衣，狗嘴里偏吐出象牙来，观众不傻，当然将“悲剧”作“喜剧”看。我若滥好心，倒可以拿大陆的例子来劝孝贤，可孝贤在这方面是“免疫”的。所以找指《悲情城市》为大树，是指人物关系庞杂，却自然生长为树。
所以这“历”这“史”，才来得活，来得泼。其中各色人等，若大风起，不同树木，翻转姿态各异，却无不在风向里。小角色妄得一个“风”字，大师只恣意写树。
孝贤的难学也在这里，看就是了。这类东西尽可以分析，尽可以研究，但生猛海鲜常可轻易摆脱抽象之网。此，也是我认为的孝贤的好，自己总是再看一遍又不同一遍。细想道几年的交往，孝贤原来没有说过几句话，倒是我尽在聒噪，悔得躲在床上学曾子三省吾身揪头发。 孝贤他们那晚在我屋里坐，真是天地不仁，温度几近于零。我心里甚替天意过意不去，大家却聊得好。终于又是离开，孝贤他们走到院子里，打开车门，进去，车发动了。因院子里路不得回转，车打亮灯后，倒行出去，让人觉得告辞像一段影片倒放。
其实是不可能再正放了，孝贤他们此去，返回台湾，还有下一部影片要做。我看着一行人离去，如我每次看孝贤的片子之后一样，心中只有感激。

杜甫爷爷，进士，襄州人，善五言诗。极其骄傲，例二。其一，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做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北面是出其左还是出其右？不懂，总之，应该是说自己较书圣差也差不到哪里去的意思吧？其二，年60余，将死，谓宋之问、武平一曰：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但恨不见替人。
还有一贱事，真的很贱也。武则天要升他的官，问：欢喜否？杜蹈舞谢恩。混到君王面前去了，老夫子该年纪一大把了吧，蹈舞起来，有够难看吧？
这个人，说实话，不和吾胃口，俺喜欢深不可测又及其低调的人。一个人强不强，该凭大家伙来说吧，况且，一个人再强能有多强，红太阳落下去了，咱们一个个不都好好的么，地球自传公转一刻也没耽误不是。自己死前“但恨不见替人”，还真没有替人——后世里谁骄傲成这样了？
今年游寓独游秦，
愁思看春不当春。
上林苑里花徒发，
细柳营前叶漫新。
真的不怎样呀，合得老农北面的水平吧，哈哈。
再来：
公子南桥应尽兴，
将军西第几留宾。
寄语洛城风日道，
明年春色倍还人。